其他动物纹
除了以上神话传说中的和艺术再加工的动物纹饰，青铜器上还有各种现实动物。比如蛇纹、虎纹、牛纹、羊纹、鹿纹、象纹、兔纹、鱼纹、龟纹、蝉纹、蟾蜍纹等。

变形动物纹

青铜器纹饰不是艺术家或匠人即兴的天才发明，它孕育于深厚的政治背景和浓郁的宗教氛围。当时社会多方面的本质性变革导致了王朝体制在古代中国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青铜礼器及其装饰的问世。这一发展过程前后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起始时间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后期，成形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之初。探明其发展线索和规律，会使青铜器纹饰所独有的功能与含义逐渐明晰。

青铜器纹饰的关键特征

根据我的理论，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从本质上说，是将史前至商代、西周初期延续崇拜的动物神灵整合、同化、进而高度概括化的凝聚众神于一体的物象形式。青铜器装饰题材、构图和造型源自不同地域的多种考古学文化，它们在史前文化中的雏形显而易见……青铜器上纹饰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几何形图案、“兽面”和夔龙出现较早，其他的则相继问世。

作为形成阶段的二里头文化至早商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是抽象的，从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中期转型期，青铜器纹饰被再次抽象化。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抽象的手法或许是糅合吸收不同文化的动物题材，进而创新出一种包罗万象、囊括和展现思想、宗教、政体与社会种种变化的最佳艺术形式。由于崇拜多种“动物”是史前至商王朝时期诸文化和群体的宗教信仰核心，青铜器又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重要的礼器，因而对于青铜器纹饰的设计者来说，首要任务是发明一种或一套高度聚合性的图像，以概括和象征众多的祖先和神灵（包括自然神），并获得所有使用青铜礼器的个人和实体的认可。抽象化的“兽面”图像是达成此项任务的理想形式。它们并不清晰表现任何具体动物，却又通过其正视的头面、夸张的双目和简化而分布于两侧的躯体等元素涵盖了所有的“动物”。这种汲取各种动物成分、变形和规范化的、元素驳杂但形体高度概括化的图像，具有一种既可感知而又必须诉诸想象的神妙莫测的效果。这种设计既能使观者和使用者幻觉到自己崇拜的图像，如龙或牛，同时又能使他们体验到“兽面”所弥漫的凝聚众神的超级威慑力和感召力。这种超级神力正是王朝统治者所精心创设的，宣扬了王朝的权威和通神的能力，并为礼制网络体系内所有政治势力共同接受。兽面图像迎合了政治野心和新时代的需求，并很快成为王朝操纵宗教、礼仪乃至社会的得力政治工具。在西周转型时期，这种抽象化的艺术形式还有另一种目的：即淡化青铜器纹饰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原有含义。它通过将“兽面”解体和变形为难于辨认的图案，使人们忘却动物崇拜的习俗和商王朝对此信仰的权威性。青铜艺术的抽象表达方式承袭史前艺术面发展，并满足了青铜时代政治与宗教的需求。

青铜器纹饰和造型还有另外三大特征，它们滥觞于早商晚段，发达于商代晚期，而衰落于西周早期之后。首先，一种图案（例如兽面、夔龙或凤鸟），常常要聚集多种动物或它们的肢体和器官于一体，其形状包括爬虫、飞鸟、走兽各类动物。其次，几种至十余种动物图像时常共现于同一件青铜器，圆雕动物形器尤为典型。极尽想象的兽形器的造型本身与器表动物图案奇异巧妙的组合，展示出“野生世界”的灵性与生机。其形式与目的恰如其分地通过抽象手法将各种神灵融为一体。第三，器表装饰与兽形器的设计都着重于展现多重含义。这一点可以从“兽面”图案的构图上略见一斑，“兽面”的生物物种模棱两可，因此“兽面”既能使人联想到最高集合神主，同时又给沟通各地区文化的地方神祇留出了空间。在模式化的框架内，从某些具象特征略多因而具有某种可辨识性的“饕餮”或“兽面”更可看到这一特点。因之，观者和用器者可以自行判断这种隐晦的造型究竟是代表龙、蛇、虎、熊、鹿、羊、牛还是人面神灵。似乎图案的每种变体都有特定的关联性，例如与特定的仪式或与作器者的本族神灵相关。至于那些较“逼真”的图像，也笼罩着神圣光环，它们虽然稍有偏离“中性”的造型，但并非自然界的写生，也未违反上述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