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产生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如前面几篇文章《布币的发展》、《刀币的发展》、《圜钱》、《楚国货币》所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璀璨的时期。繁盛的货币文化背后，实际反映的是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为了更好的理解春秋战国时期四大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其演变，有必要就这一时期发达的商业做一简单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那时农业上已使用牛耕，铁农具亦得到推广，人们已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如鸿沟灌溉系统、引漳水灌邺工程、郑国渠、都江堰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人口的增加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城邑纷纷设置了“市”。《管子・乘马》记载，”聚则有市，无市则民乏”。《战国策》记载，“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左传》记载，晏婴家因“近市，湫隘嚣尘”而太过热闹，以致齐王建议给他另建新居。鲁大夫曾阜则说“贾欲赢而恶嚣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市场的众多与繁荣。《墨子・贵义》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管子・禁藏》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机敏和不辞辛苦。《史记・货殖列传》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越绝书·枕中》说“一贵一贱，极而复反”：《国语・越语》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说明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商人已具有很深的商业理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来谋取利润。从侧面反映出商业的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许多商界名流不但叱咤商场，还在文化与政治生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郑国弦高犒师退秦兵、吕不韦资助子楚回国继位、子贡“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并资助老师孔子讲学等都是典型事例。

古代文献《管子・轻重戊》中，记载齐桓公曾铸钱于庄山。《国语・周语》和《史记・循吏列传》中则分别有周景王和楚庄王改小钱为大钱的记载。将这些记载与刀币、空首布以及蚁鼻钱联系起来，显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已在各国广泛流通使用、货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现实。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货币权力的扩大，至战国中后期，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货币拜物教的现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述民谚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并断言人和人之间如果财富相差十倍就会自认低人一等，百倍就畏惮对方，千倍就会被对方役使，万倍则会成为对方的奴仆，并认为这是世间的通理，即“富相什则卑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精地道出了当时社会上的货币拜物教现象。另外，众所周知的苏秦兄嫂解释前倨后恭的原因时所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更是一语道破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的发达。总之，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先秦货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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